[2020年3月阿巴斯√] 阿巴斯拍完[何处是我朋友家]之后继续对低年级小学生的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形式与他1984年的[小学新生]相似，不过是他自己来问一年级的学生们为什么没能完成作业（阿巴斯真是个聊天高手……）。这种“重复”逐渐揭示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小孩子们“只知道惩罚，不知道表扬是什么”）。不过今天看，本片最触目惊心的还是要数“学校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宗教教育（集体的诵经-教义问答）和意识形态灌输（萨达姆下地狱！），这一点是他之前几部小学生题材没有涉及到的面向。

≥3.5。以对低年级小学生们就他们的家庭作业议题进行各种采访为线索展现伊朗社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关键词包括体罚型教育、意识形态（宗教的、仇视萨达姆的等）的灌输、文盲家长等。整体上有不少有意思的信息，但导演在采访时不乏引导性，导致挖掘出的信息不够有力。另外作为传统故事片（这算纪录片，但材料组织的方式是传统故事片式的）本片叙事散。

发现是纪录片后，快进了一些，尽管是客观的呈现，但被采访者的某些观点又是主观。

阿巴斯特辑。孩子是天真的吸收者，是无辜的被害者，也是还没学会掩饰的表达者。而拍摄行为本身就是一次立场鲜明的问责。结尾被抹去声音的孩童和背诵诗歌的定格都是神来之笔。4

从阿巴斯的作品谱系来看，这部纪录片实际具有相当重要的过渡性意义，承前《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作业”以及儿童教育主题，启后《特写》的“介入”以及虚实电影本体。某种意义上，《家庭作业》确乎标志着阿巴斯电影创作的范畴转向，即从内容外展到了形式，尤其是他在影片中不断有意识地对创作者以及电影形式本身进行“自我指涉”，对准孩子们的镜头频频被转向摄影师、灯光师以及导演本人——这大概声明了一种并不意图掩藏自身的作者立场，进而拆解了一切潜在的“客观性”视点。正是基于受访儿童与访问导演之间的90度正反打缝合，某种更加“平视”的关注方才有可能建立起来，阿巴斯的深远之意或许也在于此。另外，“声音”与“影像”在本片亦正式在阿巴斯那里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同期声”已被揭示为“伪装起来的”再现。结尾的定格与《四百击》同妙。